長期以來的尊孔讀經敗壞了中國入的漢語漢文；孔丘惟一只重禮樂身份的“正名”，而無語文的正名；孔孟的“人性本善”顛倒混淆了漢語漢文的邏輯結構和程序；“三畏”的孔儒意識凍結了漢語漢文發(fā)展的自由開放的一切的可能性；漢語概念沒有定義；漢文句子沒有標點；全部的漢語漢文沒有語法和文法；中國人的全部的言、行、思喪失了自然的邏輯；解決的惟一辦法是逐漸地廢除孔儒對漢語漢文的歷史影響。
　　
　　中國人的語言、文字主要是漢語、漢文，基本上是在孔丘及其儒家的思想意識的支配之下逐漸地積累形成的。因此，漢語中的名詞、動詞、形容詞、副詞等不同類型的詞匯的使用，全都深深地積累和浸染了儒家文人思維的習慣。
　　非常明顯，漢語中的詞匯，全都缺乏精確的定義。這是因為，孔丘所謂的“正名”，完全指的是人們的身份遵照禮樂的嚴格的規(guī)定性，例如諸侯的禮儀絕對不能僭越天子，大夫的禮儀絕對不能僭越諸侯等?？傊藗儽仨殗栏竦刈袷囟Y樂對于各色人等的安排。說白了，孔丘的“正名”完全與定義語言之中的詞匯的內涵無關。正是因此，孔丘在《論語》之中所說到的任何一個名詞，都沒有精確規(guī)定的“定義”。孔丘的這種完全隨意使用語言的習慣，事實上是把“定義”的責任賦予了傳統(tǒng)的慣性，誠如孔丘自己所言：“述而不作，敏而好古。”正是這種“述而不作，敏而好古”的說法，徹底埋葬了中國人的語言和語文中名詞的精確性、動詞的準確性和形容詞的明確性。今天的中國人認識到了這一點嗎?根本就沒有認識到，有些中國人還在繼續(xù)荒唐地崇拜孔丘，把他當作中國人永遠的楷模。
　　關于這一點，老子在《道德經》中的做法完全不同。老子非常重視“道”和“德”等重要概念名詞的“定義”。除了老子之外，墨子也有這種良好的習慣，然而自從孔丘以來的儒家文人們則全然沒有給名詞以一個精確定義的習慣。孔儒們的這種完全按照傳統(tǒng)運用語言、文字的極壞的惡習深深地影響到了后來兩千多年以來的整個漢語的習慣，這種極壞的習慣一直沿襲到了今天。造成的后果，即是中國人的語言中的任何名詞(動詞、形容詞等)概念的幾乎絕對的模糊性。如此語言的模糊性再加上漢字本身的一字多義、一音多義，這使得整個漢語的精確性沒有了。不僅名詞模糊，動詞、形容詞、副詞、感嘆詞等同樣模糊，說白了，是整個漢語的模糊。這樣的例子實在是舉不勝舉。不要說其他，《論語》之中最重要的“仁”、“義”二字就缺乏精確的定義。說到頭來，除非有實物的名詞比較準確之外，其他所有稍稍抽象一點的概念，就全都只能模糊、混沌了。所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本身就是一種無可奈何的自我調侃。說到最后，漢語事實上嚴重地缺乏精確地描述抽象事物的能力。中國人不能興起近現代人類的自然科學，漢語的缺乏抽象地描述事物的能力，就是第一道最難過的坎。
　　其次，中國人把許多語言中重要概念的邏輯結構、邏輯程序完全地弄顛倒了。造成這種毛病的根源還是在于孔孟的儒家。一方面孔丘以“禮樂”為本，另一方面，孟軻以“善”為本(即所謂“人性本善”)，孔、孟二位相繼把理應屬于相對范疇的東西視為“本”，以致從一開始，中國人就喪失了“真”(存在)的真“本”。千萬不要小看了這一點。“本”錯了，即是思維的“出發(fā)點”錯了，所以后來的“過程”和“末”，也跟著全都錯了。一方面邏輯的結構錯了，正確的邏輯結構應該是“真—善—美”，而孔孟的邏輯結構只有“善—美”，喪失了“真”；其次邏輯的順序也錯了，以“禮樂”和“善”為“本”的孔丘和孟軻，全都從相對的“善”出發(fā)而向作為絕對的、本的，存在的事物進行推論。這等于說從相對范疇的事物出發(fā)向絕對范疇的事物進行推論，如此推論的結果絕對只能是極端的錯誤。例如孔丘把“禮樂”當作人存在的根據(本)，孟軻則把人心的“善”當作事物存在的根據(本)，顯然，以這兩種根據所做出來的推論都將是不可能獲得正確結論的錯誤的推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