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圍繞儒教問題的爭議紛紜起伏的學術背景上，陳明在其一篇洋洋灑灑兩萬字長文的結尾處寫道：“今天儒教問題的關鍵不在于儒學過去是或不是宗教，而在于，對于儒學的復興來說，對于民族生命與生活的健康和健全來說，我們是不是需要一個叫作儒教的文化系統(tǒng)或單位來應對解決?”(陳明《中國文化中的儒教問題：起源、現(xiàn)狀和趨向》，載《博覽群書》2004年第8期)也許參與儒教討論的有些學者對這句話前半部分不甚贊同，但毫無疑問的是，大家對這句話后半部的問題都是心知肚明的，雖然有人對此并不置一詞。在此，值得我們思考的是，在當代錯綜復雜有時甚至艱危險惡的國內(nèi)國際局勢面前，在各有其理卻又互相“拚爭打斗”的各家思潮面前，學界如何對這個問題給出一個有說服力的回答呢?在我看來，依據(jù)不同觀者對儒教功能期望程度的差別，這個回答至少要針對兩個問題層面：1、作為眾多信仰和思潮的一家，儒教是否為當代中國需要?2、作為占據(jù)統(tǒng)治地位的社會主導意識形態(tài)，儒教是否為當代中國需要?下面我們分別討論。

　　一

　　陳明在這個問題中提到“民族生命和生活的健康和健全”，這的確是討論儒教問題的根本目的，雖然大家對于這一目的的理解存在著很大的差別。而眾所周知的是，民族生命和生活的健康和健全需要一個合宜的意識形態(tài)結構來提供思想支撐。從世界各國的思想史和現(xiàn)狀來看，具有一個較為穩(wěn)定的主導意思形態(tài)和較具活力的多支思潮、并使它們之間形成良形的互動，無疑是目前民族國家會所能達到的最“不壞”的意識形態(tài)格局。這是因為，前者的存在有利于整合民族國家的力量，有利于維護民族國家的穩(wěn)定和統(tǒng)一;后者的存在有利于民族國家的思想活力和實踐活力，有利于民族國家的胸懷開闊和秩序和諧。當然，這里的前提是前者穩(wěn)而不僵，后者活而不亂，達到這兩者既需要民族國家的執(zhí)政者高超的領導藝術，也需要社會各階層的大局意識的配合，而最為關鍵的還是需要具備一個合宜的國家體制架構。不過，我們知道，在當代中國思想界，有的人僵硬地執(zhí)守前者而拚命地壓制后者，有的人憤怒地拆解前者極大地推擴后者。在本文看來，二者雖然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都有一定的偏頗處。前一種實際上不利于信仰自由和思想自由，后者有時會為社會穩(wěn)定和發(fā)展帶來一些麻煩。因此，本文贊同中國目前意識形態(tài)或思想中“一主多輔”的格局，認為至少在形式上這一格局宜維持平靜和穩(wěn)定。當然，對于形式格局的肯定并不意味著我們否定各方內(nèi)容的的更新和演進。反之，我們還樂于看到和愿意促進各家內(nèi)容的與時俱進，反對各方的因循保守。

　　對于當代儒教問題的探討必然要從目前中國這個“一主多輔”的意識形態(tài)現(xiàn)實格局出發(fā)。這里的“一主”當然指馬克思主義及其中國化的成果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思想，這里的“多輔”指的是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蘭教及自由主義、新左派、新儒學等思潮。在這一格局中，重建或振興儒教作為一種影響不甚大的思潮早就存在，不過目前表現(xiàn)出較強的抬升趨勢，尤其是在一些知識分子中的市場正逐漸擴大。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無疑是康曉光先生最近提出的將儒教建構為中國當代國教的觀點(康曉光《文化民族主義論綱》，載《倡議與管理》2003年第2期)。作為對于當代中國意識形態(tài)領域諸多問題的反思和建言，新儒教說有其自己的道理和價值。其道理體現(xiàn)在：作為曾經(jīng)長期在中國歷史上發(fā)揮某些宗教功能的思想文化系統(tǒng)，作為長達兩千多年中國正統(tǒng)政權的意識形態(tài)，作為具有深厚民族象征功能和現(xiàn)實指示功能的符號體系，在目前相對較為寬松的思想環(huán)境中，儒學重新被建構成一種宗教當然具有雖然不大但也不能否認的邏輯可能和理論本能。而從社會現(xiàn)實來看，香港孔教學院的活動本身就證明至少有人信仰儒學是宗教。另外兩個可以參照的例子是：今天韓國的儒教赫然作為全國第三或第四大宗教存在和發(fā)展著，而印尼的孔教也在華人社會有著長期和重大的影響。其價值體現(xiàn)在兩個方面：一是作為一家有特色的和中國傳統(tǒng)銜接較為緊密的思想，它的存在對于活躍和豐富當代中國思想具有一定效應。尤其是在西方話語在當代中國占據(jù)強勢地位的局勢下，雖然儒教的思想力量處于劣勢，但它仍然可以提供一種新的參考和刺激，激發(fā)思想的其他可能性。而且，儒教畢竟提供了一種新的中國意識形態(tài)實踐路線，豐富了當代中國意識形態(tài)實踐的可能選擇方向。坦率地說，這種路線不一定在現(xiàn)實的歷史進程中真正發(fā)揮作用，但多一種總比少一種好。這至少征兆著中國規(guī)劃自己未來的能力的某種增強。二是對于真正的儒教信仰者來說，其對某些優(yōu)秀儒家倫理原則的踐行無疑有利于社會在道德方面的進步。尤其是在當代中國，道德混亂狀態(tài)尚未得到根本扭轉的情況下，如果能有人真誠地在自己生命中體現(xiàn)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等儒家道德，甚至將它們作為自己的終生信仰而去實踐，并積極地宣揚、廣泛地推行，這對于提升中國當代社會的道德狀況自然可以起到較大的推動作用。

　　從這樣的角度來說，作為諸多思潮中的一支，儒教存在于當代中國當然有其必要，或說在這樣的意義上中國需要儒教。但是，我們也有必要清醒地認識到：道理有多有少、價值有大有小，我們雖然不否認建構儒教的道理和價值，但我們也清楚地認識到：至少直到目前為止，我們所能看到的建構儒教的道理還是相當不充分的，比如，儒學成為宗教(更不用說國教)的基本素質就有較大的欠缺(比如，基本沒有可以為現(xiàn)代人認同的彼岸層面、神秘內(nèi)容)，而儒教建構者也沒有將此重新建構出來。而且，儒教展示的價值還是相當微弱的。準確來說，在我國目前只有香港孔教學院的一些活動而已，其影響自然不會有多大，其作用主要體現(xiàn)是在文教領域一些不甚重要的活動上。

　　須說明的是，在當代中國思想界，復興儒學和建構儒教是兩個有區(qū)別的概念，可以將后者看作是前者中的一支。雖然建構儒教者都主張復興儒學，但復興儒學者不一定都主張建構儒教。也就是說，還有相當一些支持儒學復興的人不贊同將儒學宗教化的路數(sh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