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時期，京杭大運河作為溝通南北經濟和交通的大動脈，不僅促進了沿線城鎮(zhèn)經濟的發(fā)展和南北文化的交流，還成為當時連接中國和世界的橋梁與紐帶。彼時大批外國使者、傳教士、旅行家等由此經過，他們對所見運河沿線的經濟發(fā)展、交通、水利設施、城鎮(zhèn)鄉(xiāng)村以及風土民情進行細筆描摹，留下了許多著名的海外文獻，如崔溥的《漂海錄》、策彥周良的《入明記》以及利瑪竇的《利瑪竇中國札記》等。正如季羨林先生所說：“這樣的書不但能幫助外國研究中國的學者了解中國，也能幫助中國人了解自己的過去”，他們以相對客觀的視角，較為詳細記載了中國的政治、經濟、法制以及社會風俗等，特別是其中對于明清運河的記載為后世研究明清運河沿岸城鎮(zhèn)鄉(xiāng)村、商業(yè)發(fā)展、社會風俗以及特色文化等提供了重要考證。因此本研究探究海外文獻所見明清運河區(qū)域商業(yè)文化的發(fā)展面貌，形成對本土文化的多元化認識。同時，本研究成果也將為運河沿線區(qū)域，尤其是為以聊城為代表的魯西運河沿線區(qū)域提供新的切入點和視角，為打造聊城大運河文化公園提供材料支持。

　　一、《漂海錄》《入明記》《利瑪竇中國札記》與明清運河文化

　　《漂海錄》是15世紀朝鮮人崔溥用漢文撰寫的中國見聞錄，記述明弘治初年中國國情，堪稱“摹寫中原之巨筆”。明朝弘治元年朝鮮人崔溥從寧波沿著日本貢使的路線北上，經過運河全程，歷時44天，成為明代時行經運河全程的第一個朝鮮人，回國后奉命將所見著成《漂海錄》。崔溥經運河由杭州至北京，途經沿岸大大小小的城鎮(zhèn)，并實地記述了杭州、蘇州、揚州、淮安、臨清、德州、天津等商業(yè)城市由于河運交通之便而帶來工商業(yè)發(fā)展的情況，詳細記述了商業(yè)發(fā)展的繁榮局面，展現了運河沿岸的商業(yè)文化。同時其對運河沿岸城市、民俗、市井風情等多領域、多層面的描寫，為學界研究中國南北運河史提供了彌足珍貴的第一手資料。

　　《入明記》是日本僧人策彥周良所著，策彥周良在明嘉靖十八年、二十八年間以副使、正使的身份取道運河進貢明朝。第一次使團沿當年崔溥一行路線北上;而第二次與第一次路線的不同之處在于由嘉興沿運河北上。兩次經過運河的實際行程分別為88天和121天，在大約同時段的運河行程中為最長。其兩次均對整個行程進行詳細記載，包括運河沿岸區(qū)域的經濟發(fā)展，商鋪文化、市井風俗等，分別形成了《初渡集》和《再渡集》。策彥周良等來華使團待遇較高，行動自由，他每到一處便出入官府衙署，結交各種人士，飽覽運河沿岸風情，詳細記述了其運河行程中的所見所聞，為后世研究明清運河區(qū)域商業(yè)文化提供了重要材料。

　　《利瑪竇中國札記》一書，是利瑪竇根據他本人在華期間的所見所聞，寫下的日記，由金尼閣在回國途中整理匯總而成。該書共五卷，在利瑪竇傳教團意圖進入北京城宣揚基督教時兩次提到運河，即進出北京城的必經水路。其中提到了運河沿岸省份的商船經營情況、船只屬性以及運河在京城生產生活中所發(fā)揮的重要運輸作用。書中記述的商品種類、商業(yè)價格以及南北的經濟文化交流狀況為研究運河沿岸經濟發(fā)展提供了重要參考資料;同時其在傳教過程中所記錄的運河沿岸的城市面貌與社會風俗，也為學者研究明代社會經濟與風俗提供了考證資料。

　　二、海外文獻所見明清運河區(qū)域商鋪招牌文化

　　明初，運河的再次疏通使橫貫南北的運河成為封建政府漕糧運輸的主要路線，同時使運河也成為加強南北經濟交通的主要通道。因而極大地刺激了周邊地區(qū)的經濟發(fā)展。此時商品經濟的發(fā)展使運河沿岸城市的社會經濟面貌煥然一新，出現了許多工商業(yè)市鎮(zhèn)，如杭州、蘇州以及位于山東運河地段的臨清、濟寧和德州等。形成了著名的運河商業(yè)文化圈。策彥周良兩次走水路進京，在運河沿線城市皆有停留，時間長短不一，對所到之處的商業(yè)貿易也頗為關注，因此在《入明記》中對運河區(qū)域商鋪貿易，尤其是招牌文字的描寫不惜筆墨，其中很多都是國內文獻中所未涉及的，對研究明末運河城市商業(yè)文化具有較高的價值。

　　策彥周良所經之處商鋪繁多，招牌林立。他對其加以詳細記載，并且還對招牌上的文字內容進行摘抄。策彥周良所記錄的商鋪種類多種多樣，如他記錄的制作毛筆的商鋪招牌，“王氏筆店”“精制妙筆”等;制造扇子的商鋪招牌“自造時樣各色奇巧扇”。醫(yī)藥店鋪的商鋪招牌“沈氏藥室”等。由此可見其所記載的商鋪招牌種類之繁多。不過作者記述最多的還是酒鋪的招牌。如策彥曾路過蘇州西北郊一酒鋪，其招牌文字為：“造成春夏秋冬酒，賣與東西南北人。”經淮安府城時停經一個酒鋪，并且記下其招牌內容：“勒馬問樵夫，前村有酒無。”除此之外，行經鎮(zhèn)江金山寺的酒鋪時，策彥周良同樣被招牌所吸引，記載到：“人世光陰花上露，江湖風月酒中仙。”這一記載可以看出當時酒鋪招牌文化的興盛，不同招牌名中都透露著市井文化的繁榮趨向。由此可見策彥周良筆下明末運河沿岸豐富的商鋪招牌文化，為我們進一步探知運河文化提供了豐富詳實的材料。

　　三、海外文獻所見明清運河區(qū)域店鋪酒肆文化

　　京杭大運河的開通使得沿岸城市的交通狀況得以改善，以運河為軸心，形成了縱橫交錯的水路、陸路交通網。以這個交通網為承載，出現了許多以沿岸城市為樞紐的商業(yè)網絡，促進了運河沿岸城市商業(yè)的繁榮，如聊城、臨清、濟寧等。文獻中對運河沿岸商業(yè)的發(fā)展也有頗多記載。像清乾隆、道光年間，聊城商業(yè)達到極盛，使得其不僅成為運河沿岸九大商埠之一，還享有“漕挽之咽喉、天都之肘腋”的美稱。而商業(yè)的空前興盛使得商業(yè)雜鋪大量涌現。

　　崔溥在《漂海錄》中記載了運河沿線酒肆的繁盛，如他寫道：“二月十二日，在杭州。杭即東南一都會，接屋成廊，連衽成帷;市積金銀，人擁錦繡;滿檣海舶，櫛立街衢;酒簾歌樓，咫尺相望。”“三月十四日，晴。至臨清縣之觀音寺前。在兩京要沖、商旅輻之地。其城中及城外數十里間，樓臺之密、市肆之盛、貨財之富、船泊之集，雖不及蘇杭亦甲于山東，名于天下矣。”

　　策彥周良在《入明記》中對所見運河沿岸城市的商業(yè)雜鋪記載頗多。其行經寧波府城時，記錄了許多所見商鋪招牌。如“沈氏藥室”“清香老酒”等。這類記載不勝枚舉。此外還有許多種類的商鋪，如毛筆、文集、長鞭等。又有酒屋，或簾上書“新酒出賣”，或書“蓮花白酒”。同時其對制扇工藝描寫頗多。如制扇者家中的無數貼牌，牌銘云：“自造時樣各色奇巧扇”“發(fā)賣諸般扇面”“配換各色扇面”等。除此之外，策彥周良描寫最多的便是酒家酒坊的招牌，如“上上燒酒”“釣詩鉤”“蓮花白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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